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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社交媒体平台案件逐年增长 北京互联网法院如何规范平台责任

    2021-06-01 15:14:00 来源:

    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责任编辑 仇飞

    6月1日上午,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了“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案件审判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该院相关案件的数据、特征及相关举措,并发布了十件典型案例。

    “相比传统企业,平台化成为数字产业组织的显著特征和协调、配置资源的基本单元,引领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呈现。” 北京互联网法院院长张雯指出,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崛起所带来的平台责任、个人信息安全、消费者权益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治理挑战。

    北京互联网法院通过梳理问题最为集中的社交媒体平台案件,统计近三年来案件情况,分析相关特征,并通过发挥司法裁判作用,合理确定平台责任和行为边界,引导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

    侵权类纠纷案件占多数 前十社交平台涉案超八成

    “2018年9月9日至2021年5月31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案件102585件,其中,涉及社交媒体平台的23781件,占比23.18 %。”据张雯介绍,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创新发展,涉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案件逐年增长,其中2018年9月至12月收案量为458件,2019年收案量为8011件,2020年收案量为10424件,同比上升30.12%。

    从案件类型来看,社交媒体平台纠纷中,著作权纠纷占比最高,为87.71%;其次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占6.81%,可以看出,侵权类纠纷占该类案件中的绝对多数。案件涉及肖像、姓名、名誉、隐私、个人信息等多项人格权益,其中平台对个人信息收集与保护引发的纠纷,大多包括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双重案由,或存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

    此外,社交媒体平台纠纷涉诉主体较为集中,截至2021年5月31日,数量排名前10的社交媒体平台共计涉诉20402件,占该类案件总收案的85.79%,主要涉及社交类APP及各大门户网站。

    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案件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平台类型多元,诉讼主张呈现多样化趋势。受理案件中涵盖多样化社交媒体平台类型,既包括以用户关系为基础的核心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基于内容生产和兴趣分享衍生的社交媒体平台等;二是新型商业模式频出,跨界经营、混业经营趋势明显。很多平台从单一平台转变为提供不同领域服务的复合平台,社交媒体平台跨界经营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意味着将在法律上承担更高的资质审核、内容监管和数据安全保障义务;三是法律问题前沿,新业态新模式案件多。社交媒体的虚拟化、去中心化等特征对传统侵权认定规则产生了极大冲击,对传统的避风港原则、侵权认定规则等产生了极大冲击,给司法审判带来巨大挑战。

    近八成涉诉平台系被告 四大问题亟需治理

    据北京互联网法院透露,社交媒体平台纠纷中,近八成的涉诉平台系作为案件被告参与诉讼,其中 85.85%作为唯一被告被诉承担侵权或违约责任,14.15%作为共同被告被诉承担信息披露、通知—删除等单独责任,或赔偿损失等共同责任。

    “平台在深刻改变人类生活和交往方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新动能的同时,也成为了滋生网络欺诈、版权抄袭、个人信息泄露等侵权行为的温床。”张雯强调,通过调研发现,社交媒体平台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治理。

    具体而言,一是运营链上主体多监管难,混业经营下,运营链上涉及平台、主播、品牌方、卖家、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可能涉及多重法律关系,且复合平台需要分业监管,易导致监管重叠或监管空白;二是平台内部监管不严格,平台具有市场主体和监督主体的双方身份,存在对平台内经营者准入资质、商品信息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三是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短板,存在非法收集和过度收集等情况;四是格式条款中问题突出,基于平台“一对众”的产业模式及优势地位,平台在格式条款中为自己设立单方变更权免除自身责任,或约定“使用即同意”内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仍大量存在。

    针对上述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依托审判职能作用,积极探索诉源治理、典型案例示范调解、协同治理等创新机制、输出规则。

    加强案件诉前分流引导 发挥典型案例引领作用

    “建议‘诉调团队+调解员’工作机制,由诉调团队与特邀调解员充分协作,打破调审界限,确立双重审查标准,最短时间内向原告披露涉嫌侵权主体的身份信息。”据介绍,针对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披露涉嫌侵权主体身份信息案件,北京互联网法院建立了信息披露类案件诉前化解机制,提高纠纷化解效率。

    自去年5月份法院探索该机制,运行一年来,在诉前调解阶段成功调解该类案件2350件,平均用时不足30天,高效化解了纠纷。此外,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纠纷主体集中化、问题类型化的特点,进一步将调解延伸到在纠纷立案前,依据示范性判决,“一揽子”化解潜在未成讼的大批量案件。

    除了诉前分流引导,实现纠纷源头化解,北京互联网法院还发挥典型案例引领作用,积极输出裁判规则。

    面对数字经济下著作权保护的新挑战,一方面,积极探索新客体保护规则,鼓励新客体创作,比如,在某短视频平台著作权案中,认定短视频是否具备独创性与视频长短,保护正能量新类型作品著作权;另一方面,加强网络游戏、视频、教育等新业态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引导新技术、新业态规范有序发展,比如,在“共享会员”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认定提供共享会员服务的平台恶意利用他人视频资源牟利构成不正当竞争,否定社交媒体平台恶意搭便车行为。

    面对社交媒体时代多样化的人格权侵权手段,则是通过人格权案件的公正审理,让人格尊严得到切实尊重。在某短视频平台侵害用户个人信息案中,北京互联网法院明确了互联网平台要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使用的规则,依法规制平台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在一起未成年子女被父母绑树上教育遭偷拍,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传播的网络侵权纠纷案中,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原则,注重保护未成年人个人隐私信息等;在某房地产平台诉杨某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中,明确市场经营者利用自媒体进行宣传推广,必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不可捏造、传播虚假信息,恶意误导公众,进行商业诋毁。

    推动网络空间协同治理 继续聚焦互联网新兴案件

    “网络侵权行为人往往具有分散性、匿名性等特点,而平台作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二者的连接点,处于信息、经济、法律上的优势地位,并直接或间接从侵权行为中获利,需要加以规范。”张雯表示。

    为规范平台管理,北京互联网法院一是通过明确社交媒体平台涉及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制平台利用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二是要求平台应当尽到与其经营利益相匹配的审慎监管义务;三是引导平台严格贯彻执行用户实名注册制。

    网络平台已成为一个生态系统,要解决生态圈中的侵权问题,不应当只是孤立地构建司法规则,而应当同时着眼于系统治理、协同治理。

    为此,北京互联网法院发挥司法的辐射作用,推动网络空间协同治理。不仅建立版权领域“行政—司法”协同新机制,与北京市版权局、北京市版权保护中心联合发起“e版权诉源共治体系”,共建良性版权保护生态;还通过召开发布会、开展普法活动、联合发起倡议等方式加强法治宣传,扩大裁判影响力;同时向相关监管机关、平台企业发送10余份司法建议,深挖类案问题背后的普遍性、深层次原因,倡导树立规则意识,推动网络空间协同治理。

    下一步,北京互联网法院将聚焦互联网特性突出的新兴领域案件,比如针对不当收集、管理、利用个人信息、公共数据问题,强化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保护,规范网络交易行为,维护网络信息安全;针对新兴互联网产业发展不规范、打法律擦边球问题,加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严厉打击网络刷单炒作信用、身份盗用、“薅羊毛”等网络灰黑产业。针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特点、新需求,明确新类型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保护范围和追责机制,鼓励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同时,还要对网络平台治理、数据权属与交易、算法规制、区块链法治等前沿司法问题方面做出积极回应,既妥善处理纠纷、维护个案公正,又确立司法规则,明确权利义务,规范产业发展。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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