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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相游民”:来无影、去无踪的他们成了“背锅侠”

    2021-04-01 09:13: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算命先生、风水师这类自由职业者,之所以一方面具有兼营讼师业务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被当成这一地下行当的专业“背锅者”,无疑都与他们身份中的“流民”属性有关

     

    夏芒

    老戏《四进士》“柳林写状”一场提到,那日巡按御史毛朋“出衙私访”,甫一登台,就被告状的杨春、杨素贞错认了身份,以为他“原来是个算命的先生”。接下来,毛朋从箱内取“纸笔墨砚”替二人写状,向他们传授“状子入公衙,无赖不成词”的词讼秘诀,便是顺水推舟,索性冒作“算命先生”。

    古代中国,算命先生往往游走四方、来去无踪,专以算卦测字推星看相为业,被官府称为“星相流民”。由于他们身上带有某种神秘和自由色彩,也经常被一些违规请人代笔的词讼当事人当成搪塞审查的替身。

    正如清嘉庆年间官方编印的《湖南省例成案·刑律诉讼》所记,当时,该省为了“稽查讼师”,特意规定“呈状款式”,必须填写“作稿人”信息。然而,部分基层官府对此不加以认真检查。遇到官府“盘诘”,当事人“不曰外方过客,即称星相流民”,一番“支吾捏饰”就能蒙混过关。

    即使在“官代书”制度已经相当普及的年代,“星相流民”也时而会被这些“体制内”的合法代书者用以推脱责任,当成他们各种违规操作的挡箭牌。

    清末官员孙鼎烈《四西斋决事》中,便提到光绪年间他在浙江任县令时,曾发现某些词状“情节多袭讼棍故套”,实际代书者身份可疑。而负有审查责任的官代书“或因徇庇差役,不为盖戳”,真实“做状人”姓名等信息“不遵式填注”。孙鼎烈为此下令:往后再发现这种情况,一律责令当事人“邀同做状人自行投案”,特别强调“做状人”身份必须明确,不得以“拆字先生”等名义“饬词搪抵”。

    那么,问题来了:在旧中国社会,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星相流民”,当真只是替各类违规参与诉讼者的替罪羊吗?在上述“支吾捏饰”“饬词搪抵”情况之外,某些以“算命”“拆字”等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是否也有可能真的兼营词状代书业务,成为活跃于民间的地下助讼服务者中的一部分呢?

    答案不难推导。仍以老戏《四进士》为例,剧中毛朋主动替杨春、杨素贞二人写状,为将“算命先生”的角色装得逼真,毛朋继而又编造说自己“就住在前面道台衙门旁边”,有个出摊经营的“小小卦棚”,上面写的是“说不倒的老先生”。这是在暗示:他与当时某些江湖术士一样,不仅专业算卦测字推星看相,同时也颇谙刀笔词讼,背地兼做讼师行当。

    毛朋的这套说辞,无疑正与杨春说他“不是个好人”,将他当成“一个调词架讼的先生”的判断十分吻合。其之所以可信,也正因为他吃准了“星相流民”这个群体共有的特征。

    所谓“星相流民”,其实都是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传统星相术包含许多说文解字和易理推演的成分,这在旧中国读书人所学经籍中只占九牛一毛。虽然流落社会底层,有些算命先生仍葆有相当高的旧学水准,而且尚未放弃他们的科举梦想。

    正如《四进士》中宋士杰看了“算命先生(毛朋)”写的状纸,当即赞叹:“此人不得第便罢呀!若是得了第么……少不得有八台之位。”算命先生们往往有比较扎实的笔墨功底,再加上看相测字对于“读心”与游说能力的磨炼,平日在幕后兼做些帮人代写状纸、策划词讼的副业,也便顺理成章。

    算命先生、风水师这类自由职业者,之所以一方面具有兼营讼师业务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被当成这一地下行当的专业“背锅者”,无疑都与他们身份中的“流民”属性有关。传统巫卜术被归于伪科学,其所推衍预言的结论既怕证实、又怕证伪。为防事主来找后账,此类从业者只能采取“游击”策略,每到一地总是忽悠完就走,以逃避时间的检验。唯其如此,当他们一旦染指词讼案件,或被当事人指称为词状代书者时,各个地方的官府一般也都不会大海捞针当真予以查缉。

    搜检明清两代《实录》,“星相流民”涉讼被抓的事例只找到一起,还是自己送上门的:明洪武十九(1386)年,一名来自处州丽水县的“卖卜者”因与某“富室”发生冲突,居然“诣阙”状告该家族“五十七人聚众谋乱”。锦衣卫千户周原带人前往“捕之”;经当地协查,终以其“妄告”论罪。

    更多“流民”染指词讼,事后则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清实录》康熙四十三(1704)年载:四川巡抚能泰上疏说,那里的“土司地方”出现“争告词状”现象,且发现其词状“俱系汉字”,但“原告全不知汉语”,其背后“皆内地不法之徒潜住土司地方代写词状之故”。

    究竟何等“不法之徒”由内地入蜀,平日又是以何为生计?该封疆大吏心中似乎并无底数,只是提请朝廷禁止此类“游棍”日后“擅入土司”,当地“一切往来公文词状俱用土司之字”,以便让他们无处施展所长。

    历朝历代,大凡居无定所、游业四方的百姓,往往都被统治者视为不稳定因素。《明实录》载:洪武帝朱元璋曾敕令户部从严管制流动人口,要求“榜谕天下”“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而《大明律》以及再往后的《大清律例》中,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已从“医卜”扩大到“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规定他们都要“以籍为定”,不得脱管。

    按朱元璋的说法,这是为仿效士农工商皆安其业、“国无游民”的“古先哲王”之治。比较搞笑的是,这位大明开国皇帝甚至将治下“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的存在,推咎于蒙元统治时“污染胡俗”所致,似乎忘了自己也有过托钵流浪、云游四方的经历。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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